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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人们对快乐的一些错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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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49快乐是否能够进行人际比较?

我们上次提到通过对大脑的观察,以及连接不同人的大脑,可以进行快乐的人际比较。即使是在这种高科技发达之前,快乐的人际比较就已经是可能的。不但是原则上可能,实际上也是可能的,虽然还有很多困难。不但是实际上可能的,也是实际上在进行中的,虽然不是完善的。

实际上,每个人,包括那些认为快乐与效用在原则上就是不能够进行人际比较的经济学者,都在日常生活上进行快乐与效用的人际比较!当我们说,张三比李四幸福时;或者说某人天生忧愁善感时;当我们决定是要到夫人喜欢的越南餐馆或先生喜欢的泰国餐馆时,等等,我们都经常作快乐与效用的人际比较,虽然这种比较未必完全准确,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可靠性。

尤其是现在选择,将来才会出现结果的选项,很难确定快乐或偏好的程度或偏好差异的程度应该是多少。然而,这是信息不足的问题,不是效用的序数性或基数性的问题。例如,笔者也经常很难确定,上课与给分数时,是应该对学生严格一些,使学生诚惶诚恐地用功多读书,以提高全世界都一样在快速下降的大学生水平(这主要是因为读大学的比例,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在快速上升),还是应该放松一些,减轻学生的负担。因此,连偏好的排序都很难确定。又如,如果两个杯子的形状不同,杯中的水量相差不超过一成,我们用肉眼也很难分辨出哪一个杯子的水比较多。然而,这困难并不表示,水的体积不是基数可量的。同样的,我们对不同选项的偏好、效用或快乐的衡量或比较的困难,并不表示快乐或效用不是基数可量和人际可比的。

考虑下述三个选项:

甲,现状;

乙,现状加上被普通一只小蚂蚁咬一口;

丙,现状加上整个人被抛进沸滚的水池里。

如果效用只是序数的,则你只能够说,甲比乙好,乙比丙好;你并不能说,乙比丙好的程度(不论是以效用计或以快乐计)大于甲比乙好的程度。然而,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在我的情形,乙比丙好的程度至少数以百万倍地大于甲比乙好的程度。而且,虽然我不是你,我也能够99.99%确信,在你的情形,乙比丙好的程度至少数以万倍地大于甲比乙好的程度。更进一步,我也能够99%确信,在我的情形,乙比丙好的程度至少数以千倍地大于在你的情形,甲比乙好的程度。

对,这是快乐或效用的人际比较,是经济学大师Robbins教授认为是非科学的价值判断。然而笔者上述基数效用与人际快乐的比较,却是牢固地基于基本进化生物学原理的。被普通一只小蚂蚁咬一口,对一个正常的人的生存与传宗接代的能力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其所造成的痛苦,也是微小的。被抛进沸滚的水池里,很可能使那人死亡。因此,其所造成的痛苦,是巨大无比的,那人也必定会尽量避免。因此,乙与丙之间的快乐和偏好的差异,至少应该是甲与乙之间的差异的几万倍,甚至是几百万倍或更多。快乐肯定是基数可量的!

对,人际之间可能有相当大的差异,然而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是几百几千倍。因此,我也能够99%确信,在我的情形,乙比丙好的程度至少数以千倍地大于在你的情形,甲比乙好的程度。快乐也是人际可比的!

不过,现在人们所用的快乐指数的可比性,也还不是很高。可能你对自己的快乐打七分,我对自己的快乐打九分,但实际上可能你比我更快乐。有方法可以克服快乐指数的人际不可比性。埃奇沃思(Edgeworth 1881)认为,最小刚好可以感知的快乐量,是人人一样的,并认为这是不可证明,但显而易见的公理。我(Ng 1975)用更加非接受不可的公理,于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把埃奇沃思的公理,证明为一个定理,并且进一步证明,社会应该最大化的是所有人的快乐的等权总和(效用主义的总和定理)。

在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我(Ng 1996)用上述最小可感知的快乐为单位,得出人际、时际与国际可比的快乐衡量法, 应该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快乐衡量的可靠性与可比性。周海欧(Zhou 2012)把这方法和Kahneman的每日重组的方法结合。这方法比较复杂。笔者建议国家统计局采用双重方法,对人数多的大样本用传统的简单方法,再从大样本中抽取小样本,用人际可比的复杂方法,再比较两种样本的结果,就能用较小成本,得出人际可比的快乐指数。

除了人际比较的问题或困难,影响快乐的衡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多人认为不同的快乐有高低之分,因此,不能用单一的维度来衡量快乐。不错,吃好吃的食物的快乐,和看美丽风景或美女的快乐是很不同的。但它们是可以用单一的维度来衡量的。痛苦或快乐的大小,受感受的强度、感受的时间长度、和感受的人数的影响。不过,这些维度都是可以积分成为单一维度的总量的。

很多人也认为,不同的快乐不但有感受上的不同,也有品质上的高低,因此对单一维度的衡量有保留。例如,在《喜马拉雅》我的音频课的一个活动,有一位听众问,‘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精神上的快乐,比物质上的快乐高级呢?’我认为快乐本身,只有刚才说的强度等不同,没有高低级的分别。人们认为精神上的快乐,比物质上的快乐高级的原因大致包括,

第一,许多物质上的快乐比较容易获得,不必长时间的学习;我们以前说过,吃冰激凌人人从小就会,而欣赏诗词需要学习,而且多欣赏后,会加强以后的欣赏能力与从而获得的快乐量。

第二,物质上的快乐也比较容易被过分享受,而造成对健康与长期快乐的负面影响,甚至危及他人。例如吃得太胖,是全世界多数国家都有的问题。再如,喝酒太多,不但伤身,而且如果酒后驾车,很可能会产生交通事故。

第三,精神上的快乐往往牵涉对他者快乐的贡献。不论是因为帮助他人而有精神上的快乐,还是自己的学业或事业上的成就,通常都会在当时或以后对他人有利。

由于上述原因,人们认为精神上的快乐,比物质上的快乐高级。但如果不考虑对将来与他者的影响,那快乐本身,不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给定强度与时间,是有一样的价值的。

为何不同的快乐能够相互比较而能够用单一维度来衡量呢?每个人对他自己的不同快乐,能够这样比较与衡量,才能够使我们大致正确的决定,是要去追杀那只小动物,把它吃掉;还是去追那位女孩子,跟她上床呢?如果你肚子饿,就会认为吃小动物比较重要;如果你吃饱了,就会去追女孩子。是所谓,饱暖则思淫。(详见Ng 2015.)

我们以后的几次文章,可能会讨论偏好、快乐和生活满意度的异同。读者们,你们可以先想想,它们之间有哪些共同点和不同点呢?

附录

前两三星期的一篇关于钻石性物品的文章,我们谈到笔者证明对纯钻石性物品征税没有任何消费者与生产者剩余的损失,因此应该征收很高的税率,但证明假定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在供给曲线是向上的情形,会有一些生产者剩余的损失,是否税率就不应该很高呢?答案是,税率还是应该很高。原因是,在绝大多数供给曲线的高度是正的情形(任何产量的单位成本都是正的),减少产量还是会节省不必要的生产成本。生产者剩余的损失幅度小于税额的增加。

文献

EDGEWORTH,F. Y. (1881). Mathematical Psychics. London: Kegan Paul.

NG,Yew-Kwang (1975). Bentham or Bergson? Finite sensibility, utility functions andsocial welfare functions.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42(4):545-569.

NG,Yew-Kwang (1996). Happiness surveys: Some comparability issues and anexploratory survey based on just perceivable increments. Social IndicatorsResearch, 38(1): 1–29.

NG,Yew-Kwang (2015). Some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on happiness: Lessons from evolutionary biology,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2015, 60(4).

ROBBINS, Lionel (1932).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London: Macmillan.

ROBBINS, Lionel (1938).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 ofutility: a comment.Economic Journal,48:635-41.

ZHOU,Haiou (2012). A new framework of happiness survey and evaluation of national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8(3): 491-507.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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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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